知遇‧知音︰龍欣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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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會議室的大方桌上,龍欣欣(Anne)埋首整理她那兩大袋衣服,她幾乎可以說出每件T恤的由來。「這件是我在塞拉利昂時,用香港辦事處的T恤,跟一個當地員工換來的。他當時就那麼從身上一脫,像足球員交換球衣一樣。」

Anne 是無國界醫生(香港)現時最資深的職員,同事們都叫她做無國界醫生的移動百科全書,因為她往往能為大家補充很多世界大事、人道危機、醫療、甚或法律的資料。而在那一大堆跟無國界醫生相關的物件當中,包括她第一次踏足非洲大陸的一張照片,相中的她坐在大卡車車斗裡,緊握手中的攝錄機,表情因無比緊張而顯得非常崩硬。此外,還有那張無國界醫生寄來的捐款收據,那是Anne跟丈夫94年從英國回港後的第一筆慈善捐款。問她為何東西都藏得和記得牢牢的,她說:「是一種緣份,我與無國界醫生的關係,是一場連丈夫也支持的婚外情。」

 

18年前,Anne是個離開了藝術行政圈子,在家相夫教子的女人。一天看到超級市場告示版上無國界醫生的義工招募廣告,於是便試試看。職員給Anne播了一條短片,片中並沒有提到組織成立以來一共去過多少地方,救了多少人,但卻讓Anne驚訝於原來緊急救援可以如斯有組織性和動員力,「片裡還有一個剛從前線完成任務回來的年輕醫生,坐在一條小船上,說不知道怎樣把只夠2,000人吃的東西分給 5,000個人,誰可以吃,誰又不能?在義工簡介會裡,我看到的,竟然是救援人員的痛苦和迷惘。」 因為這條短片,Anne「愛上了」這個組織,「因為它直指了我的本心。」

92年,Anne還在英國,正值南斯拉夫內戰。「對歐洲人來說,那些又血腥又混亂的場面,簡直難以想像——南斯拉夫是個很現代化的國家,辦過冬季奧運的呀!」一個很簡單直接的問題浮現在Anne的腦裡,「原來,有些人會突然被奪去正常的生活,失去所有東西。」她響應一些慈善團體的呼籲,捐了些蠟燭和女兒的毛公仔,「大時代每每會影響個人的選擇。」這是Anne第一次主動地去審視「人道」是怎樣的一回事,也是她的本心 。

 

對無國界醫生「一見鍾情」後,Anne在香港辦事處當了半年義工,辦事處剛好缺人,於是她便轉為職員,負責籌款工作。時為1997年,那時無國界醫生在香港只成立了約3年,「走到街上籌款,連捐款箱都寫成『損』款箱,因為全個office都是鬼佬!」又是外國人又是醫生,那些世界另一邊的事情在新聞報導裡更是少見,若以現在的詞彙來形容,就是有點「離地」,做籌款工作有一定難度。

某期無國界醫生通訊,主題是安哥拉戰亂,很多被迫流徙的人都得不到人道援助。「我總不能按英文字面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直接翻譯,於是我想到『走難』。」Anne 更在通訊中講述自己父輩在日戰時代被強遷出境,叔叔患上痢疾,失醫而死的故事。「走難,對香港人來說一點都不陌生。」當知道在世界某地有人經歷如此苦難,就知道要作何種選擇,她跟大眾分享的,不單是一個訊息,而是一個信念,就像當年自己在英國,面對南斯拉夫內戰的時候一樣。

 

「做籌款,寫這些單張,當然有個目的。」通訊寄出後,Anne接到一個老人院姑娘的電話,說有個婆婆看完通訊,回憶起自己走難的往事,哭得厲害,說想過來捐個一百幾十。她又曾經收過一張夾在捐款回條的字條,寫道自己現階段失業,但希望在找到工作,收入穩定後,可以幫上忙。之後還有來自巴士司機、酒樓侍應,甚至是從監獄寄出的捐款回條。「但我想我得到的不只是錢,我還得到了他們的心。」Anne找到了無國界醫生以外的知音。

2004年,Anne編了《寫在救援側面——無國界醫生的故事》一書,結集很多前線救援人員的書信,她讀了一段編者的話的節錄:「是甚麼樣的人明知危險,卻自願走進原不屬於他們的天災人禍?是甚麼驅使他們面對重重阻撓睏乏,依然堅持?」說著說著,Anne的鼻子變紅了,因為,又說到她自己的本心裡去。

如果,無國界醫生真如Anne所說,是她的一段婚外情,吸引她的,應該就是大家所擁抱的共同價值。而也許,Anne還能容許這段婚外情有很多第三者的出現,「大家都認為香港是個很功利的社會,無國界醫生的理念是異數,但我相信,有很多人也像我一樣,希望瞭解更多。」 從義工到職員,18年的時間,Anne讀了很多有關人道理念的東西。「縱然現在我做著倡議的工作,但我希望我所傳達的,不是某個醫療議題,而是一些更高價值的東西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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